编者按：前不久，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法生博士主编的“大众儒学经典”丛书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。丛书出版之际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、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、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联合举办了“‘大众儒学经典’新书发布暨当前读经问题研讨会”。为此，本报约请三位与会学者撰文，围绕当前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的“读经”问题较为系统地阐述其看法，以供关心这一话题者参考。

最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赵法生博士主编的“大众儒学经典”丛书，这套书“以现代的视野、大众的角度、践行的立场、深入浅出的讲解”，为当前的大众儒学教育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，这是值得祝贺的。与这套书的出版相伴随的是，当前有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。借此机会，我也就“读经”问题略抒己见。

关于读经问题，我想首先是该不该读。这个问题当然是在中国近代以后才出现的，时代变化了，以往时代的经典在现时代还有价值吗？还应该读吗？这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是给予否定回答的，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则逐渐有了新的认识。在我看来，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文化之“变”与“常”的关系。文化之“变”就是文化的时代性、阶段性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文化要有所“损益”变革，从而有综合创新，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文化之“常”就是文化的连续性、继承性。时代虽然不同了，但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并不是断绝的，而仍然是有连续性的，我们要继承中国文化历代相“因”的“常道”，承认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在现时代仍然有其价值，这也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前提。中国古代的“经史子集”，“经”是子、史之源，集是子之流衍，“经”处于传统文化的根源和统率地位。“经者常也”，在经书中有中国文化、儒家思想的“常道”。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、儒家思想的“常道”，那就应该读经。

其次是应该如何读经，这也是当前关于读经讨论的重点问题。冯友兰先生在其所著《中国哲学史》中曾把中国哲学分为“子学时代”和“经学时代”，“子学时代”是先秦诸子各自立说，“经学时代”则是汉武帝以后至晚清，大部分著书立说者必须“依傍”经书，对经书作出训诂解释之后才能据经而立说。经学时代的思维方式是“经禀圣裁”，“经者非他，即天下之公理”，所立说者只是“诂经之说而已”。那么，现时代的读经是否要返回到以前的“经学思维方式”呢？我认为，时代不同了，我们对经书也要有一种新的认识。其实，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之后，中国学界就已经有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，此即“哲学”的思维方式。如王国维所说：“余谓不研究哲学则已，苟有研究之者，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。”“今日之时代，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，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。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，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，虽罢斥百家，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。”“圣贤所以别真伪也，真伪非由圣贤出也；所以明是非也，是非非由圣贤立也。”有了这样的思维方式，我们一方面对经书持尊重的态度，另一方面也要有所分析，有所参稽比较。经书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“常道”，但是经书中并不全是“常道”；经书中有“真理”，但是并非“句句是真理”。比如《礼记·内则》说：“女子出门，必拥蔽其面。”“道路：男子由右，女子由左。”如果经书全是绝对真理，那么中国的女性出门就和当今的伊斯兰教妇女差不多，甚至还要更严格。

关于如何读经，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点：

其一，青少年读经要与现代学科教育相结合，我反对那种完全封闭式的“全日制读经”。元代以后的科举只立“德行明经”一科，又以八股文取士，这是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不同的是，宋代的大教育家胡瑗曾有“苏湖之法”或“明体达用之学”，其设教有“经义斋”和“治事斋”，经义斋是“明体”，治事斋则是“达用”的分科教育，“一人各治一事，又兼摄一事，如治民以安其生，讲武以御其寇，堰水以利田，算历以明数”，以求“举而措之天下，能润泽斯民，归于皇极者”（“皇者大也，极者中也”）。朱熹晚年在《学校贡举私议》中也有类似的思想。晚清的学制改革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将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纳入学制之中，当时亦把胡瑗的“苏湖之法”和朱子的《学校贡举私议》作为根据，这种改革实也符合中国传统教育发展的逻辑。因此，今日之儿童读经，应与现代学科教育相结合。如果采取完全封闭式的“全日制读经”，则不仅误人而且误国。

其二，青少年读经要与家庭教育相结合，我反对那种在偏远山林中“出家”式的寄宿制儿童读经。儒家传统以孝悌为仁之本，由亲亲而仁民，由仁民而爱物，家庭教育实为个人修身成长的本源。又如钱穆先生所说，“中国人的家庭，实即中国人的教堂”。今日之儿童读经，应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。如果采取那种在偏远山林中“出家”式的寄宿制儿童读经，则背离儒家传统的重视家教，势必使亲情疏远，对人情世故产生隔膜，不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学识、学养的正常发展。

其三，今日之读经要借鉴传统的读经方法，而不应是那种强制性、机械式的所谓“包本背诵读经法”。在儒家经典中，尊师重教莫过于《礼记·学记》，而《学记》也十分重视教学方法。如其特别重视“教学相长”，也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，相互激励，互有长进。“学然后知不足……知不足，然后能自反也”，这是对学生的要求；“教然后知困……知困，然后能自强也”，这是对教师的要求。“自反”和“自强”都必须在师生之间良性的教学互动中才能实现，而不是只一句“小朋友，跟我读”所能实现的。《学记》还很重视学习的循序渐进，“学不躐等”，如说：“一年视离经辨志，三年视敬业乐群，五年视博习亲师，七年视论学取友，谓之小成。九年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返，谓之大成。”朱熹说：“这几句都是上两字说学，下两字说所得处。如离经（断句）便是学，辨志是所得处。他仿此。”可见，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主张学行一致，知行合一，把学识的不断进步与德行境界的逐步提升密切结合起来。能够“敬业乐群”“博习亲师”“论学取友”“知类通达”等等，不是只靠“包本背诵”所能达到的。在“大成阶段”，能够“强立而不返”，即能够坚持原则，有独立的见解，有道德的操守，不随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，这尤其可贵。《学记》还说：“大学之教也，时教必有正业，退息必有居学。……不兴其艺，不能乐学。故君子之于学也，藏焉修焉，息焉游焉。”这是说在课内和课余都有适当的安排，传统的教学内容也丰富多彩，情趣盎然，并不是枯燥无味，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。《学记》又指出，学生有不同的心理素质，教师要“知其心，然后能救其失”，这就是主张要“因材施教”。《学记》说：“善歌者使人继其声，善教者使人继其志。”“故君子之教喻也，道（导）而弗牵，强而弗抑，开而弗达”，教学的语言要“约而达，微而臧，罕譬而喻”，这就是主张启发式教学，如孔子所说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。

《学记》重视教育方法，将其提升到“教之所兴废”的高度。《学记》说：“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，又知教之所由废，然后可以为人师也。”对教师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，愿与辅导读经的教师以及从事其他教育的教师们共诫共勉!（作者：李存山 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）